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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有中国优势的低碳经济发展之路

2010-01-19 13:27:21

 127日~18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第15次会议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举行。中国代表团带着 “到202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的庄严承诺慨然赴会。

   不论哥本哈根会议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达成怎样的协议,这掷地有声、震惊世人的承诺已经充分证明了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的坚定决心。

   如今在中华大地上,涉足太阳能、风能、核能等清洁能源领域的企业在全产业链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建筑节能、新能源汽车、智能电网等低碳技术应用企业也是全面开花。资本市场上,低碳概念上市公司更是意气风发,成为资金热捧的题材。

   然而中国证券报记者调查发现,尽管低碳经济在中国已从概念走向效益,但在初期的爆发式增长之后,诸多低碳经济行业纷纷遭遇到了市场、资金、技术的瓶颈。

   从已有经验看,中国发展低碳经济依然走的是传统制造业的外向型老路,技术、资金、市场都是国外的,然而哥本哈根会议折射出的交锋已然表明,未来中国从欧美发达国家获得有关低碳经济的资金和技术的难度将越来越大。

   在低碳经济不可逆转的历史洪流中,中国必须探寻出一条符合自身优势的低碳之路。

 

  

 

资金篇:卖碳不易 CDM陷困境

 

 

    双赢机制利减排

 

   发展低碳经济无非两条道路,一是开发清洁能源,二是对传统能源实现节能减排。前者任重道远,后者立竿见影。因此各国政府当前都致力于在节能减排方面展开合作。清洁发展机制(CDM)既解决了发达国家的减排成本问题,又解决了发展中国家的资金和技术问题,一度被认为是一种“双赢”的机制。

   CDM简而言之就是发达国家通过在发展中国家实施具有温室气体减排效果的项目,把项目所产生的温室气体减少的排放量作为履行京都议定书所规定的一部分义务。对于中国来说,发展低碳经济长期来看市场不是问题,因此能够带来资金和技术的CDM尤为重要。

   2005CDM在中国还是个新词儿,氟化工龙头企业三爱富集团已经先行一步。“《京都议定书》生效之前,我们就已经得到国外的信息,认为CDM项目有机会。项目启动之前,我们已经跟踪了两年以上。”三爱富控股的常熟三爱富中昊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副董事长沈雪忠回忆道。

   作为中国CDM第一批示范项目,三爱富中昊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与世界银行签订的CDM项目获得联合国注册。根据核准的减排购买协议,世界银行购买中昊在2007年到2013年间HFC-23(三氟甲烷)项目产生的7306万吨减排量,平均每年核准的减排量为1043.7万吨。

   20061222日三爱富中昊公司从瑞士维凯姆公司进口的HFC-23处理设备正式交付生产,用于分解HFC-23气体。HFC-23(三氟甲烷)是制冷剂HFC-22(二氟氯甲烷)的副产品,其温室效应值是二氧化碳的11700倍。

   在江南的蒙蒙细雨中,记者参观了这套并不复杂的CDM处理设备。HFC-23气体首先通过一道缓冲槽,再经由管道进入位于设备中心位置的焚烧炉,气体就在这里被燃烧分解。尽管下着小雨,但在1150度的高温下,焚烧炉里红彤彤一团,站在旁边都能感受到扑面而来的热度。燃烧过的气体进行急冷,在千分之一秒中,温度迅速从1000多度降到50多度。积累后的产物一部分变成可以出售的化工产品——氢氟酸,一部分气体通过管道排出。用于积累的废水则先收集到一个圆形废水收集池内,再通过整个工厂的废水处理装置分解排出。   

   根据协议,第三方机构每个季度会对三爱富中昊的项目进行一次审核,并将报告提交给CDM项目理事会。经过审核签发后,世界银行将按照合同约定,向国家清洁发展基金和三爱富中昊支付减排费用。

   尽管CDM项目收入65%要上交国家清洁发展机制基金,余下35%才归企业所有,但已让先知先觉的三爱富获益良多。按每吨6欧元计算,三爱富每年的HFC23产出量排放权价值约6262欧元。再加上今年4月国家财政对CDM企业收益免税,CDM项目给中昊三爱富带来每年至少2000万欧元的收入。

   三爱富的示范效应迅即带动了一批氟化工企业。目前国内大型氟化工企业都已不同规模地开展HFC-23CDM项目。山东东岳、中昊三爱富、巨化、梅兰、鹰鹏、阿柯玛、利民化工、山东中氟、东阳化工、四川晨光十家企业加入CDMHFC-23项目年减排额达6565万吨。

 

   

   被指“目的不纯” 中国CDM项目塞车

 

   HFC-23分解项目仅是中国企业积极参与国际碳排放权交易的一个缩影。国家发改委统计显示,截至今年10,中国政府已批准2232个清洁发展机制(CDM)项目,尤其是节能和提高能效项目、新能源和可再生项目、燃料替代项目,无论项目数量还是总体减排量,都是CDM项目中的大头。

   然而中国CDM项目正遇到越来越大的阻力。“眼下在哥本哈根争执不下的焦点之一,就是发达国家是否应继续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来帮助它转型为更清洁的经济增长模式。”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所银行研究室主任曾刚说。占据CDM项目半壁江山的中国,自然成为与发达国家对抗的主要力量。

   就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之前举办的联合国碳交易清洁发展机制执行理事会(EB)51次会议上,中国有10个风电CDM项目被拒绝,其余项目则进入复审或修改阶段。EB给出的拒绝理由是,中国调低风电上网电价,来“套取”CDM的资金补贴。国家发改委相关人士表示,并非所有风电项目都能够申请到CDM资金补贴,中国政府是依据风电本身发展的客观规律、电网的承受能力来确定风电电价,在确定电价时从未考虑CDM因素,定价过程完全与CDM无关。

    更有分析指出,中国调低风电价格可能只是EB的一个借口。中国的大规模审请使得中国的风能CDM项目高居世界首位。据中投顾问的一份报告显示,2008年中国风能CDM项目达314个,居世界首位,而2008年全球风能CDM项目的总数仅为647个。中国占据了大量项目名额,或许才是EB叫停中国风电CDM的“幕后推手”。

   不只风电项目受阻,其他CDM项目的获批也越来越难。截至10月份,在国家发改委注册的2232个项目中,联合国成功注册的仅663个,大量项目在排队审批之中。不仅如此,CDM项目审查也越来越严格,申请的难度越来越大、周期越来越长,不确定性也越来越高。

 

 

    急盼内资挺身而出

 

   即使通过重重审查获得CDM项目,国内企业也有可能拿不到资金。金融危机之后,欧美国内一些从事CDM项目的投资性公司出现财务危机甚至破产,毁约也明显增多。

   “现在国家清洁发展机制基金大约有41亿美元,但按项目总额再乘以分配比例,应该超过这个数。这就是说,有一些项目企业并没有从碳交易中拿到钱。”一位业内人士对记者表示。

   一旦CDM项目毁约无法按期获得收益,企业预期利润就会降低甚至出现亏损。尤其在风电、小水电等可再生能源项目,企业实力较弱,融资能力有限,受到影响更大。

   CDM不再那么可靠时,国家有关部门已在考虑应对之策。“明年国家可能出台《清洁发展机制基金管理条例草案》其中,减排二氧化碳的节能产业将作为重点扶持对象。另外国家财政考虑安排2400亿专项资金支持节能减排产业。”一位接近政策的消息人士透露。

   政府支持是必要的,但专家强调,实现碳减排关键是要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发挥资本市场在低碳经济中的作用。“中国现在还没有真正的碳交易市场,但必须先行先试,否则一旦外部环境发生变化,就会措手不及。”一位交易所人士指出。

   “由于碳排放权本身具有复杂性,在短期内难以大规模展开,可能更多的会停留在自愿减排的层面,”曾刚表示,“这意味着,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国内与排放权交易相关的各种金融创新活动,主要还是会围绕境外碳排放权交易体系展开。”

   北京环境交易所总经理梅德文此前表示,在哥本哈根会议上,将正式推出我国第一个自愿碳减排标准,与此同时,天津排放权交易所正在联合企业进行“企业自愿减排联合行动”,试图推出《天津议定书》,成为国内企业碳减排的行动指南,并吸引更多的机构参与排放权的场内交易。

   此外,针对CDM项目定价权掌握在买方手中,定价垄断权表现突出的问题,深圳能源董事长高自民建议,希望通过区域性合作,在香港形成一个亚太地区CDM定价机制,推动全球特别是中国等经济高增长地区碳排放的显著降低。

 

 

技术篇: 外引内创  新能源促转型

 

 

   CDM在中国的钩沉起伏,充分说明我国的节能减排事业“道阻且长”,即使通过国内资本市场的参与解决了资金难题,但技术的密码依然无法破解。

   而从更长远的角度看,发展低碳经济对中国有三重非凡的意义,一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二是引领科技创新,建立创新型国家;三是提升国际地位,实现大国崛起。仅靠节能减排是不能完成全部使命的。

   在不掌握先进低碳技术的现实下,如何实现上述三大目的的统一,中国的传统制造企业做出了有益的探索。

 

    不转型无路可走

 

   孚日股份,山东高密县城的一家企业,年销售收入达30亿元,是全球最大的毛巾生产企业。董事长孙日贵,一名与毛巾打了二十年交道的老纺织人,却在“知天命”的年纪和太阳结下了不解之缘。

   近日,孚日股份斥资近10亿元引进的薄膜光伏电池生产线设备已运抵高密,即将于明年投产。中国证券报记者在现场看到,80多位外国技术人员与孚日员工一起正在进行紧张的调试。

   “上马光伏,当时就是想从劳动密集型产业解脱出来,做一个能持续发展的产业,现在回头看,当时风险挺大的”,孙日贵首次还原这段转型的心路历程时,语速平缓,还不时地需要停顿下来,细细体味当时的惊险一跃。

   孚日股份的转型始于2006年,当时在国内劳动力成本不断攀升和国际贸易摩擦的夹击中,孙日贵认识到,“纺织行业依靠规模扩张实现快速膨胀的增长方式已经没法继续下去了。就公司而言,已经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的毛巾企业了,上市后若再通过建厂房、买设备、招工人,扩大产能实现增长,这样的发展方向是有风险的,将会给未来的经营造成更大的困难”。

   当时,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孙日贵放弃了市场看好的电解铝、钢铁、煤化工等重工业道路,毅然选择了新兴的太阳能产业。他的理由是:“那些产业仍旧是高能耗的、粗放型的,不是长久之计,当时油价又很高,只有太阳能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能源,前景应该非常广阔。”

   20073月,孙日贵赴欧洲考察太阳能产业期间,与德国Johanna公司就一项尚在产业化探索初级阶段的CIS薄膜电池技术,签署了商业化合作的协议。  

   “也就是在该技术产业化初期的状态下,Johanna公司才会把这个技术进行合作、转让,若是在今天,多少钱都买不到这个技术”,光伏电专业博士、孚日股份薄膜项目负责人王岩告诉记者,“与多晶硅工艺不同,西方先进的薄膜光伏领域是很少对中国人包括中国留学生开放的,尤其是当涉及到技术产业化方面的研究内容时,更是异常排斥的”。

   2008222日,孚日股份与光伏产业两个合作伙伴Johanna公司和ALEO签署了合作协议,多晶硅太阳能电池封装和薄膜技术生产线同时奠基动工。

   就在同时,金融危机袭来,孚日股份突然间陷入了“订单荒”。“我最紧张的时候,再有五天,就有100台机器没活儿干,再过十天,就会有一个工厂没活儿干,一个工厂几千人,吃饭问题、安定问题怎么解决,我把所有的销售人员都撒到市场上去找订单,多小的单子都做,才熬过去”,这样的考验再次让孙日贵意识到,必须在家纺行业还可以养活现在2万名员工并提供足够现金流的时候,尽快孵化出新的产业。

 

   在合作中创新

 

    孚日股份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在传统制造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的纺织业,许多企业都在做着类似的转型尝试。比如,杉杉股份、华芳纺织、维科精华正寻求在锂电池领域拓展,江苏阳光涉足多晶硅生产等。

    但并不是投资新能源企业就能顺利实现转型,市场空间、技术路线、原材料这些方方面面的问题如不妥善解决,很可能血本无归。以多晶硅为例,发改委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多晶硅在建产能8万吨,几乎占全球的一半,但多数缺乏核心技术,只是引进国外的成套设备,成本居高不下,金融危机导致的多晶硅价格暴跌,让许多企业忧心忡忡。  

    技术设备、市场两头在外的光伏产业,如何避免“把能耗留在国内,把节能送到国外”的窘境,孙日贵也在苦苦思考。“在项目的选择上,孚日回避了资源紧张的多晶硅,选择了CIS薄膜技术,这一技术是第二代薄膜光伏技术中光电转换效率最高的产品,且稳定性好,不存在其衰退现象。虽然使用稀有金属铟作为原材料,但薄膜电池仅有2微米左右,铟的使用极少,且我国拥有世界六成以上的储量,具有潜在的发展优势”。

    孙日贵坦言,“在研发技术上,欧美主流的薄膜技术路线背后都有着多所知名的实验室,我们作为中国企业来讲,是难以达到这一点的。目前,主要还是要通过合作,学习、借鉴对方成果,在对方的工艺流程上进行改进,提高转化率。”此外,公司还通过参股Johanna公司,结成紧密的同盟关系,以继续分享Johanna公司薄膜技术上的新成果。

    在技术上,王岩博士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薄膜技术从理论上看并不难,难的是如何把理论做到工程上实现商业化。国内缺乏的是工程技术上的经验。Johanna公司在2007年即开始了30MW的同样工艺生产线的安装调试,并在今年9月顺利通过产品TUV认证,这为孚日股份设备、工艺的改进提供了成熟样板。而孚日股份委托Johanna公司采购的CIS薄膜生产线,也在今年年底成功完成了安装调试,并在Johanna公司生产线的基础上自主创新进行了大量的小改小革,在某些方面甚至优于Johanna公司的生产线。”王岩表示。

    更让孙日贵感到欣慰的是,公司的两个合作伙伴ALEO公司和Johanna公司,都已经被知名的世界500强企业博世公司收购,成为博世介入光伏领域的两个支点。孚日股份因此有望与世界五百强企业在光伏产业建立起合作关系。

   市场方面,公司采用了合作方包销同时允许孚日自建渠道利用自主品牌销售的策略。“在目前国内市场没有大规模启动的情况下,主要的市场仍旧是在欧洲,但我们看好国内未来的市场,只要国家出台合适的补贴政策,必然会撬动国内光伏市场”。

   光伏产业的美好图景在三年的时间里,有惊无险的平稳落地,面对银行、社会各界的高度不解,孙日贵终于顶住了压力,破解了“未来发展什么”的战略难题。孙日贵说,对于纺织业和光伏产业,他一头都不敢放松。但毫无疑问的是,光伏电池承载了孙日贵更多的梦想。

 

    产业转型追寻三统一

 

  

   孚日股份的转型作为传统制造业的一个缩影很好的体现了中国发展低碳经济三重目的的统一。首先,通过投身光伏产业,孚日股份实现了增长方式的转变,在不动摇纺织主业,稳定就业的基础上,培育了新的利润增长点,实现了产业升级和转型,明确未来的发展方向;其次,通过与德国Johanna公司的股权合作,分享了世界领先的光伏技术,并得以跟踪最新的进展,同时中德双方工程师在设备的调试过程中,互相切磋,还碰撞出创新的火花;第三,CIS薄膜光伏电池的稀有原料金属铟在中国储量丰富,使用方便,且不像多晶硅存在“高耗能和高成本”的争议。大力推进薄膜技术光伏电池的应用,对于确立中国在光伏电池领域的领先地位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孚日股份的转型之路,有技术的机遇,有企业家的决断,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板。在风电、核电、沼气发电、垃圾发电、智能电网等若干新能源领域,无数中国企业也在进行艰苦的尝试,但是孚日转型实现的三个统一却是每个正在转型或将要转型的企业都必须追寻的目标。

   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加速了低碳经济的到来。被喻为继蒸汽机、电力、网络之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低碳技术肩负着化解气候变暖和能源衰竭两大世界级难题的历史使命。世界经济过去100年来的高碳经济发展模式在经过世界金融危机的清算之后,也将进入节能型低碳经济发展模式。

   当今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已迫在眉睫,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都有发展低碳经济的内生性需求。在传统工业方面,我们很难超越发达国家发展了一百年建立的优势,但在新能源方面中国具有“弯道超车”的机会。作为全球制造业的中心,全球风能、太阳能几乎一半的产能都在中国,技术的弱势让我们暂居人后,但今日之中国已非“吴下阿蒙”,走出一条具备中国优势的低碳经济发展之路,应是中国实现大国崛起的人间正道。

中国证券报记者  朱宇 卢铮  康书伟